贾樟柯《江湖儿女》,像是铁了心要把“现代武侠”走下去。

上次他的武侠实验《天注定》,想拿笔记小说写法,拍当代的法外之徒。

生搬硬套,观感并不理想。

自以为的“江湖”并没构建起来,倒像好事看客口沫横飞讲杀人,油滑轻浮。

文艺片导演,画风突变拍武侠的不少。

成为佳作的可能,跟搞砸的风险,基本对等。

归根结底,武侠是一种世界观的构建,搭不好的,都立不稳。



作者 | 洛弟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有部研究武侠小说的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


侠客梦,普通人要做,去听书看戏租小说,文人做起来,可能要写武侠小说、拍武侠片。


武侠片开宗立派的导演,还是“书生”出身多。


胡金铨是老舍迷,原创处女作《大地儿女》,愣把《四世同堂》跟《火葬》揉成一团,拍足三小时,结果被剪得七零八落。


为稻梁谋,才改拍了《大醉侠》,到老还想拍《华工血泪史》,未及开拍,人已长辞。


程小东之父程刚,上海美专毕业,跟过话剧团当编剧。


到了邵氏,撞上武侠片风潮,彻底转型商业片,武侠、罪案都在行。


大制片厂时代,导演地位比今天低,公司说让拍什么,就得拍什么。


断了不少导演的文艺片之路,却也为银幕剑影注入了人文情怀。


胡金铨


多年后,华语电影市场多元,这种情形日渐稀少。


在文艺片领域深耕成熟的导演,也可以随心意执导武侠。


李安、张艺谋、侯孝贤、贾樟柯,这些导演的“转型”,未必都出于商业考量:


他们拍文艺片有票房、有声望,拍武侠片反倒有情怀、没经验。


成绩也因此有成有败。


大多数情况下,成败所系,在于观众抱定“看武侠片”心态进了影院,片子能否符合他们的审美期待。


简单说就是“像不像武侠”。


成功的文艺片导演,拍武侠的动因,多为了圆一个不灭的“江湖梦”。


江湖,就是武侠的世界观,武侠片是这种世界观的视觉构建。


像不像武侠,关键在于世界观。


什么导演,就拍什么江湖


世界观的第一种获取方式,是选取与自己“三观相合”的文本。


《卧虎藏龙》原作者王度庐,开创了借武侠写人性的“奇情武侠”风气之先。


“鹤-铁五部曲”首作《鹤惊昆仑》,世代情仇悲剧,源于一位痛恨“邪淫”的老拳师,听信传闻,杀死“调戏妇女”的徒弟。


读过《倚天屠龙记》的话,大约能看到灭绝师太掌毙纪晓芙的影子。


《鹤惊昆仑》有四部续书,包括《卧虎藏龙》,李慕白是前三部续书的主人公。


李安选择《卧虎藏龙》,一方面是为圆儿时梦,表达自己的武侠观:


“一个中国人曾经寄托情感及梦想的世界。我觉得它是很布尔乔亚品位的。”


另一方面,《卧虎藏龙》的故事,也符合他一直在表达的。


李慕白意欲退隐,修真悟道,却面临危机。重回江湖,才明白修道的最大关隘,在于人性的两难选择。


斗室之窗,是李慕白修道的终点,只有与俞秀莲相守时,才无限接近


武当名宿、千金侠女,无论人生到了任何阶段,都要面临同样的岔路。


故事里的江湖,实际由人心组成。


人性的恻隐与踯躅,就是构成一切的江湖恩仇,也是《卧虎藏龙》的世界观。


从《喜宴》到《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李安镜头下的主人公,无一逃不开。


武侠世界观,让李安的风格在华人世界为更多人熟知。


借鸡生蛋:不怕挨骂就改吧


当然,适合导演个人风格的武侠文本,可遇不可求。


有时需要迁移式的改编,才能让江湖成为导演的思维宫殿。


《英雄》的刺秦故事,最早源于《战国策》及《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


而剧本已不再局限于义士一命,令秦皇震悚,铁骑束手的传奇,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观:“天下”。


侠客的冲冠一怒,诛灭了恶人,伸张了正义,可一定能造福于更多人吗?


最终,刺客无名为天下一统、结束战乱,留秦王一命,并让秦王杀死自己,以身祭法。



陈可辛的《投名状》也是同样。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里的“张汶祥刺马”故事,虽真有其事,但已被演绎成了兄弟情仇。


后来张石川、王元龙、张彻的电影版,也继承了这种世界观。


《投名状》却立足于历史,以“阴谋论”对故事多了一层阐释:


马新贻身为慈禧太后钦点的两江总督,实为清廷湘军暗斗的牺牲品,最终死于政治谋杀。


三兄弟的沉浮生死,一直在被看不见的巨掌操控。


影片将原本的武侠情义世界观,扩大到了朝堂,从而完成了一部寓言:


人性的多变,在历史与命运的洪流下苍白无力。



这样的改编,在武侠片这一高度程式化的类型中,或可开风气之先。


但同样,也要面对先驱者固有的坎坷命运。


《英雄》一出,立即被舆论群起而攻。


看惯了武侠片快意恩仇的观众,对刺客们为“天下”屈服于强权的憋闷,感到极不舒服。


武侠泰斗金庸,对《英雄》更是“完全否定”:


“《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

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


至于《投名状》,票房口碑都平平,已被埋没在了本世纪初“大片热”的故纸堆中。


回想起两部影片在武侠世界观上的突破,不能不说有点冤。


自创江湖,成败系于一人


第三种世界观架构方式,是最具特色,风险也最大的:导演自创。


武侠迷侯孝贤曾把眷村屋厝、台南青山,拍出天意沧茫。


可真让他拍武侠片,又完全是另一码事。


《刺客聂隐娘》的孤绝静谧,传承了裴铏原著简洁有力、奇峰突起的笔法。


它的氛围,一部分来自唐人豪侠传奇作为文言小说的“画风”,另一部分来自侯孝贤一贯的沉静观照。


从形式到内容上,还原唐传奇风韵,此前在华语银幕上一直罕见。



结果观众不买账,认为这种高冷画风太过“做作”。


更有甚者直言:“自己没拍明白,让一群XX来猜,这就是大师。”


另一位为圆武侠梦,自创世界观的,是贾樟柯。


《天注定》的英文名“A Touch of Sin”,摆明了致敬胡金铨《侠女》,与其英文名“A Touch of Zen”一字之差。


贾科长试着把当代社会热点命案,比做古代壮士誓死一拼,手起刀落的义愤。


全片分四个小故事,也想以唐传奇、《聊斋志异》等短篇武侠文学的白描,讲述四场殊途同归的死亡。



但不管科长怎么想的,《天注定》呈现出的结果,都没有他想的那么好。


对“社会现实”过于集中的展示,冲淡了某种应有的“武侠色彩”。


搞得不像“现代武侠”,倒像是四个小小的人血馒头,消费真实,消费噱头。


形式上的“白描”,让影片的表现更加空洞。


题材有多夺目,审美上就有多辣眼睛。


相对于《天注定》这回《江湖儿女》叙事上的的情节感明显加重。


影评人陀螺范达可表示,这“可能是贾樟柯电影里面最具娱乐观赏性的一部”。



“一言不合拍武侠”的文艺片导演,毕竟还是少数。


但换个角度来看,武侠片或许也是文艺片导演的一块“试金石”。


具备深厚文化素养,对世道人生有深刻体察的创作者,大多可以胜任。


他们把自己对人性、世界的成熟看法过渡到武侠世界,化作自己镜头里特有的“江湖”,无缝衔接。


而折在武侠上的文艺大导们,也未必就此一头栽倒不起。


不信看隔壁张艺谋,《影》的评价,不是也没那么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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