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播出的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厚积薄发,用“小人物、大情怀”讲述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为同一个信念抱负相继来到三线,参与祖国火箭导弹事业研发的故事。这部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的“编年史”究竟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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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鱼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的诞生,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编剧王之理谈起这部创作,有诸多感慨,“一部好剧的诞生都不容易,我们都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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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知名导演韩晓军执导,王之理、黄鉴联合编剧,铁佛担任总制片人,慈文传媒、艺能传媒出品,四川星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出品的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正值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和腾讯视频播出。该剧讲述了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为实现自我,响应党中央号召奔赴三线建设,积极投身科研设计,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热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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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王之理编剧的作品,用“家喻户晓”形容并不过。作为国内从事创作多年的优秀资深编剧,他写出了《爷们儿》《傻春》《正阳门下》等多部热播国剧,也凭借在业内享有盛誉的“京城三部曲”收官之作的《情满四合院》,入围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的角逐。


王之理的创作,以小见大是特色。他的作品大多借由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来开掘人性的复杂面,进而映射背后的时代变迁。正在热播的《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同样如此,但也有所不同。关于这部剧作背后的故事,王之理与记者好好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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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创作:

为梦想奋斗的精气神,哪个年代都相似


谈及此次的创作为何要将目光锁定在中国航天事业,王之理说:“其实最早在考虑题材时,只是把范围定在‘大三线’,但是这里面可写的太多了。”千头万绪之中,剧作如抽丝剥茧般渐次被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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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最终聚焦于火箭事业,总结起来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我比较熟悉这一题材,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二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大学一毕业,主动奔赴祖国建设前线的那种热情、情怀,很让人动容。他们在三线结婚、生子,最终也留了下来,可以讲述的动人故事更多;三是这种时代变化值得纪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企业都军工转民用,像是长虹电视机厂。《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就是把这群年轻人从“三线”到后来推动民用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做了一次详尽记述,坎坷、牺牲、奉献都在里头。”


在王之理看来,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奉献奋斗的精神令人震撼,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也很精彩,希望通过这部剧把这种珍贵的精神和正能量传递给当下的年轻人。他也表示,尽管当下年轻人的抱负、奋斗目标或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有所不同,但为梦想奋斗的的精气神始终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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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对王之理的评价,常常认为他擅写“男人戏”“兄弟情”。如《正阳门下》中,他用韩春明和程建军发小、情敌、对手、挚友的关系变化,勾勒了两人羁绊一生的兄弟情;《爷们儿》里的李国生、刘全有,从亲密战友到关系恶化再到和好如初、互相扶持,兄弟情亦是质朴动人。这一次的《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王之理再续“前缘”,继续书写着质朴、真诚的“兄弟情”。


但细究起来,这次的“兄弟情”却也有些不同的面貌。王之理说,较之以往创作里那类知根知底的“兄弟”,《那些年,我们正年轻》里的人物,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出身、成长环境、教育水平不一,性格、能力和思维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张利军和马朝阳,刚开始是不可能想到一起去的。”王之理继续举例,“再比如,大梁—梁玉强,虽然也是北京人,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也不会和老乡张利军想到一块儿去。”


不过最后,革命军人家庭出身、部队大院长大的张利军和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来的马朝阳,也成了哥们——甚至是生死至交的战友。

为什么?


王之理指出,一是因为他们之间配合的好。马朝阳精专技术,张利军擅长管理,两个人在能力上各有长处,相处之后更易于培养出情感亲近度。与此同时,王之理也强调,“无论什么条件、什么人去磨合,只要你的思想基础、出发点是具有一致性的,最终都能处到一块去。”剧中的张利军、马朝阳亦是如此,“舍己为国”是他们都怀有的初心,要为导弹航天事业做贡献,这是他们最终往一条路走去的关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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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哥们,剧中的姐们也是亮点。”王之理补充,这部剧中的两位主要女性角色——陆若文和向晴,虽都是知识分子,但性格迥异,最典型的缩影体现在爱情观的差异方面。王之理说:“陆若文完全把爱情的位置给归错了。爱情是无论什么条件下都不能让。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剧中,因为向晴不止一次地救了她,尤其是她来“大三线”之后的第二次政治生命几乎是向晴赋予的,所以她想要回报,想拿爱情去“让”。结果不言而喻,三个人都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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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角色:

人物的命运安排都是性格使然


回归到一部剧的立身之本——人物,王之理显然有更多的思考表达。虽然《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拍的爷爷奶奶辈的故事,似乎距离今天有一些距离。但在剧本创作时,显然也充分考虑到了当下年轻一代观众的审美趣味,如王之理所说,“如果写出来现在的年轻人不爱看,那就坏事了。”


“这个剧本写得还是年轻人的事,要用今天的年轻演员诠释好,这是难的事,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事。”在王之理看来,“剧中反映的许多事情,跟今天的年轻人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剧中的年轻人把“原子弹装进导弹里打出去”当作毕生的理想目标去努力;而自己接触过的、现在的年轻人,理想抱负也都不小,这种“我要做什么,我就豁出去了;我就算奉献我的一生,也得把这件事儿给做成”的抱负和情怀一致,有共鸣,也有角色体悟在。

王之理透露,剧中的主要角色都有一定的原型人物可循,但经过艺术加工后,每个角色的差异和特质就更具显著性。


剧中主角有他们的共性,譬如都是“三线”的人,都为发展火箭事业走到一起,怀有一样的情怀抱负,角色的普遍性显见。但仅有这些并不够,要把角色立起来还需要下更多功夫。王之理继续补充,“写剧,就得当这个人物在这儿立着,得当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写,这样出来的人物才活灵活现,观众看的时候才有代入感。”他看到网上播出时有不少弹幕在批评剧中角色,在王之理眼中这是好事一件,“说明观众看进去了”。


对于人物最终的命运走向,王之理也有自己的读解和期待。他认为,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人物角色肯定在不断变化;但这种改变并非随意编造,都是遵循人物的性格轨迹生发,有天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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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剧中的张利军一角为例。他是军人子弟,部队大院长大,父亲是上校,读了大学,来三线搞火箭,是高占武的徒弟……这些都是他的“独一无二”,他的出身、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身边有怎样的人,加在一起就能解释他的性格特质——认死理,坚忍不拔,宁死不屈。但这种性格,在当时并没有那么讨巧,所以一开始人家提干,他却处境凄凉;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回过头来反思,把师父高占武的话听进去,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此外,张利军还有能言善道的特质,可以把人心聚起来,有号召力、凝聚力。王之理表示,有了这些,人物一下子就勾勒出来了,“只有这样,他此后做的所有事才能解释得通——是他这样的性格决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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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心得:

生活和艺术是“现实主义”的一体两面


王之理还与记者分享了关于当前现实主义创作的思索。他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法和理念贯穿作品之中。从《傻春》《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到正在热播的《那些年,我们正年轻》,都是颇具年代质感的现实主义创作。


在多年的创作经验之下,王之理认为好的现实主义创作首先就不能是跟风之作。“不能说市场上火什么,就模仿去模仿,这样出来的剧作难免‘悬浮’。所谓现实主义,需要源于生活的再发掘,是对生活的归纳提炼。”他总结,好的电视剧,让观众欣赏的永远是一种真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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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剧为例,虽然几乎都在讲美国魂、美国精神,阐述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虽然未必跟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但在王之理看来,这也是他们的“现实主义”——从美国的国情中来,到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去。“我们的电视剧也应该去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故事才算有代表性呢?


对这个问题,王之理有自己的琢磨,“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故事,能把中国人‘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传递出来的故事,把中国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发展现实讲出来的故事,就算是有代表性。”不仅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最深的东西把它挖出来,还要用你的创作把它讲出来,给人以积极的启示,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


恩格斯曾说,所谓现实主义,“除了要展现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性和典型性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要求。如何在创作中平衡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也是王之理反复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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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创作者要深度地观察体验生活,但一定要有一个正误判断的标准。“有些地方、有些事情,标准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在他看来,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可能就完全不同,剧中有很多叙事也是如此。“但对于创作者来说,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对的,又有哪些是错的,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评判。”在他看来,这里面涉及一个引导或说价值导向的问题,所以“要敢于‘亮剑’,在矛盾到了顶头上,来告诉观众,谁对谁错”。《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就呈现了这样一种正向的价值传递,它为观众明确地构造了一种积极的立意基调,看剧的过程就是一种准确社会判断的培养。


最后,王之理又谈到,不论真实性或典型性,最终都要提炼到艺术的层面来表达。“不要讲大道理,用故事来阐述,这是最重要的”。


慢火升温、渐入佳境的《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或许就是这样一次具体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