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开始关注起了回家的抢票讯息呢?每到这个关头,城画君都对家里老爸老妈的拿手菜的想念更加深切,好想快点回到家人身边。


今天,城画君想要来谈谈一部“唤你回家”的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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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中国大陆正式海报


早在《四个春天》点映时,观众已经开始在微博和豆瓣热烈分享自己的感动。就在前两天,周迅、陈坤、姚晨、朱一龙、欧豪、王源、王宝强等一众大咖以用“乡音”喊回家的方式为电影联袂打CALL。



今天,这部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的《四个春天》终于要正式上映了!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8年11月的一个午后,我们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院里找到了导演陆庆屹,在那,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这是他最近四年生活的地方,《四个春天》就在这里的一台Mac Pro上剪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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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 | 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


陆庆屹的小院已没了春夏期间的花团锦簇,柿子树倒直愣愣地生出饱满果实,簇拥在树顶,被飞鸟啄食大半。陆庆屹站在树底下伸手摘下一颗柿子剥了皮递过来。咬下一口,汁水留到手心,口腔里一股清甜,伴着秋天的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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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笑着问,“甜吧?” 


这个笑容让人想起《四个春天》里他的母亲,陆妈妈蹲在家里中堂的水池旁,闻着一捧花,深深地吸了一口,笑着说,“真香啊,真想一直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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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 1 

—  大千世界,每一个人都值得去拍摄  —

 Four  Seasons 


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内容并不复杂,讲述了陆庆屹父母在老家独山的日常生活——爬山、做饭、熏制腊肠、养殖蜜蜂,父亲摆弄各式各样的乐器,母亲在厨房里、在山野间随心随性唱上一段山歌、走上几步舞步。


他们乐呵呵地看着每年春天飞回的燕子,他们坐在中庭里互相理发,他们拿着放大镜学用微信、互发语音,他们在天井旁边洗菜,他们一起登山捡柴……两位老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与好奇,日子充斥着那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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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四个春天》里有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电影作品、韩国“请回答”电视剧系列这类家庭主题影像相似的画面和情绪,宁静空旷的景观构图,温情满满的人际关系。它还有时下倡导的“慢”生活那种手工、劳作、亲近自然的元素,但这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朴素的生活本身。


《四个春天》不是剧情片,不是综艺节目,而是纪录片。它更缓慢、更真实,里面的快乐来自于纯粹的日常劳作和人际交往,里面的残酷也因为真实的死亡而更显得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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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中的贵州乡宴。(陆庆屹 摄)


在全篇结束的时候,这种现实生活平淡的快乐,因为影像时间的聚集让观众体味更深而充满感恩,同样这之中需要漫长时间来消化的悲痛,让观众在几十分钟内流着泪却又笑着释然。真实时间与影像呈现时间的冲突下,观影者在感受悲痛的同时生发出来希望感。


陆庆屹的拍摄大多在每年春节前开始。


像中国大多数的家庭一样,每到这个时候,儿女们像鸟儿一样归巢——陆庆屹的哥哥和姐姐也在影片中出现。他们也面对着中国父母的传统期待——陆妈妈会早早准备好小孩的红鞋子,说希望自己能早点抱上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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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但陆家的每一个人共享着天伦之乐,又保持着奇妙的独立性,陆妈妈在房子里缝纫,陆爸爸在隔壁唱歌,他们互不打扰;陆爸爸在屋子里捯饬蜜蜂,陆妈妈就在旁边看着他笑开了花。


陆庆屹说,母亲感性,喜欢读文学书,父亲喜欢看电影,喜欢研究科学方面的东西,“他们不太一样,但对对方的支持,没有一丝犹豫,哪怕我爸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也听我妈说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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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父亲第一次看文学书,他说很好看。(陆庆屹 摄)


《四个春天》中不是每一个春天都有着勃勃生机。

 

在拍摄期间,陆庆屹的姐姐因病去世。影片里,姐姐一开始以一个性情爽朗、在餐桌上与母亲说笑的形象出现,却突然病倒,躺在病床上,像一朵薄薄的、凋零了的花。状态好的时候,陆妈妈会对拿着机器的陆庆屹说,“拍一下吧,拍一下大家在一起的状态。”

 

姐姐走的时候,陆庆屹哭晕了过去。醒来时,他的哥哥扶着他,陆妈妈问,“你是要继续拍,还是拿一个花圈?”陆庆屹想了想,决定继续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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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姐姐去世三个月后,父亲看着还很崭新的花圈和纸鹤,不禁落泪。(陆庆屹 摄)

 

姐姐葬礼的影像是整部影片中最压抑的部分,黑暗里,两位唱丧歌的老人声音凄厉,哭声、鞭炮声、陆家悲戚的脸庞,这种粗粝的悲痛深深扎进观影者的内心。


这一段陆庆屹没有力气再去思考所谓的“构图”,所谓的环境与人的关系,他抹着眼泪,无意识地拍下这些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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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那天下午和陆庆屹的整个对话都很放松愉快,陆庆屹坐在院子里的木桌前,像往常和朋友聊天一样,抽着烟,笑着说起过去的事情。秋日阳光晃眼,鸟鸣时起,屋内还会传出他哥哥的钢琴声。


可是当他聊到姐姐的时候,太阳刚刚落下去,凉意让人扣紧衣服。陆庆屹的音调也淡了,陷入一种似乎再多说几句,就要哽咽的状态,他眼睛亮亮的,后来以沉默结束了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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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庆屹家里院子的黄昏。(陆庆屹 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也许是惯性吧。拿花圈有意义吗?我觉得没有。我姐姐离开独山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是那日,她的发小来了,很多邻居都来了,唱孝歌的那两位老人,走了几十里山路过来,我们给钱他们也不要。我想拍下送别她的场景,这都是人们的情义。”

 

后来这部分陆庆屹一个月没能下手剪辑,一点开素材,回忆汹涌扑来便泪流不止,只能硬生生地熬过去。


2013年春节,陆庆屹开始拍摄拍摄家人和独山,后来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来一点一点梳理庞大如星辰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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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风景。(陆庆屹 摄)


长时间对父母的注视、反复的回忆,陆庆屹说这种过程不会带来其他什么情绪,只是对他们的爱越来越浓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是陆妈妈对陆庆屹感慨说,“如果我不在了,你爸怎么面对这个家。”说完后,陆妈妈就看着前方。


陆庆屹说自己拍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受,只是回头再在电脑上看时,发现母亲的眼睑在剧烈地抖动,“看到的时候,感觉自己都化掉了。我觉得影像记录特别牛,能保留这些你忽略掉的东西。

 

陆庆屹有着天然地敏感,聊天到一半,有麻雀飞到树上,他会像孩子一样兴奋地指着麻雀说,“快看快看”。


阳光透过枝丫照在素白的窗帘上,他着迷于这种光影。暮色下来后,月光朦胧,他望着天空说,“前几天月亮还挺圆的,特别漂亮。那时候觉得人的存在实在太小了,宇宙万物,包括植物,比人伟大不少。


这种敏感,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父母身上的那种纯洁。他不认为《四个春天》是一个纯粹的私人影像,他说自己的家庭生活十分纯粹坦白、没有秘密,再加上独山淳朴的人情关系,在他看来,换一个人来拍这个家庭、这个地方,出来的东西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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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帮母亲熬药,母亲喂他吃洋芋蘸香辣椒面。(陆庆屹 摄)


这里面没有美化视角、也没有私密剖析,只是他对于视觉、情感上的敏感和长期的拍摄让他捕捉到了这些。他从小看父母真诚地待人接物,看他们在平常生活里自得其乐,陆庆屹在豆瓣里写他的父母,发广播记录和父母日常的交流,那些家长里短里有着两位老人的生活经验。


他还喜欢拍摄老家和北京院子里的花草,拍喝完的酒瓶,拍多年前从矿山发现的水晶石,拍偷食的野猫,拍门前那棵像折翅的雏鸟的大树。

 

“我觉得每个人能活到现在就是传奇,我想拍那种命运感的东西。大千世界,每一个人都值得去拍摄。我希望观众看了《四个春天》后,能留心一下身边那些值得去记住的东西,不记住也没关系,多停下来想一想,也挺好。 ”




 # 2 

— “想拍你就去拍,不拍你怎么知道怎么开始” —

 Four Seasons 


2018年7月,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周浩在飞机上点开了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的《四个春天》。


两分钟后,他开始考虑自己下一部片要与这个“业余”导演合作,以及如何说服其他评委让这部片子拿奖。


半小时后,他想不用再去说服其他评委了。看完影片,他收起小桌板,抹着眼泪,旁边的年轻女孩一脸疑惑地望着这个中年男人。


《四个春天》拿下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后,周浩来到陆庆屹在北京郊区的住处,看着陆庆屹工作的地方和笔记本电脑,露出惊讶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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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的院子。(陆庆屹 摄)


2018年10月,《四个春天》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奖,相比前者,后者给了陆庆屹更多的鼓励。


《四个春天》面世以来,陆庆屹收获了很多来自专业人士、来自观众肯定的声音,但他总是隐隐觉得大家对于《四个春天》的喜爱,更多地是来源于父母的魅力,“很多观众都说你爸妈太可爱了,我很清楚它受欢迎的原因。”


但入围“最佳剪辑奖”给了陆庆屹极大的鼓励,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认可,“一部生活日常的影片能让人流畅地看完,能做到这点我也觉得挺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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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陆庆屹起初拍摄时只是想拍一个“东西”留下来送给父母,这个“东西”绝不是电影,也许是模糊的家庭录像,但是陆庆屹希望最终的呈现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最开始陆庆屹拿着单反和三脚架,直接开拍,他一边拍视频一边拍图片,所以在影片里,陆爸爸和陆妈妈一起去登山前,陆庆屹说拍一下,两位老人还以为他要拍照片,在镜头面前插着腰仰着头占了好久。这种零碎的拍摄方法也加大了之后的剪辑难度,光是第一年拍摄的素材他就整理了四个月,还时长陷入“创作者的自恋”中去,不忍心剪掉太多好的、但可能逻辑上不够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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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就这么拍到了2015年,陆庆屹看到一篇侯孝贤的访谈,文章里写到电影学院的学生问侯孝贤“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我的第一部电影。”侯孝贤说,“想拍你就去拍嘛,不拍你怎么知道怎么开始。

 

这句话让陆庆屹恍然大悟。拍了两年,他像被人猛地敲了一下——我也可以是吗?我也是可以做一个完整的片子出来?侯孝贤的这句话打破了陆庆屹过去默认的那种门槛,他开始产生一种“电影”意识,“那时候我开始买书来了解电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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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他也看电影,但看得不多,除了成龙那种热热闹闹的电影,还喜欢侯孝贤,《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他都爱看,最喜欢《风柜来的人》,觉得和自己像——“就是一个小镇少年到了城市里边那种状态”。

 

陆庆屹开始在豆瓣上找电影影评,但是几篇看下来发现大多都是分析电影文本,而他需要技术性的指导。


他关注了一堆电影类的公众号,买经典的电影论著、电影剪辑的书来研究。他不会网购,都是把书名发给哥哥陆庆松,让他帮忙买。

 

那段时间,陆庆屹几乎不出门,整日在房间里研究剪辑、看自己拍摄的素材。一天24小时,他有14小时是在研究电影。他反复地看《七武士》、《谍影重重》系列,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研究,动作的衔接、环境的转换,而因为出于避免思维受影响,这期间他一部纪录片也没有看。


陆庆屹拍了大量独山的素材,有自己家庭的,有邻里关系的,也有独山风土人情的。


他很爱独山,人们都很淳朴,人与人之间没有敌对感,也毫不介意被陆庆屹的相机对准,有时候还冲着镜头笑。这种自在的拍摄环境下,陆庆屹捕捉到不少精彩镜头,可到了后期剪辑时,他带着“创作者的自恋”剪了一个5个多小时的版本,叫上几个关系亲密的朋友来家里看片,看到一半就有人打哈欠。


陆庆屹意识到节奏不对,必须放下那种“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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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的风土人情。(陆庆屹 摄)


他开始情感上去寻找哪一个聚焦点,最后落在父母的身上,他将独山社会生态的大部分内容删掉,由几个镜头带出——比如父亲的学生给陆家送来腊梅。


“观众不需要去看你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只需要知道你在做什么。我的初衷也是想记录父母的生活,最后回到这个想法,有点殊途同归的感觉。”

 

陆庆屹将五小时的版本剪辑到2小时40分钟,住在他家附近的艺术家刘耀华看了后对他说,“你仅仅只是记录日常,人家看到的只是一种展示,但是你没有升华的东西。”刘耀华三天两头和陆庆屹在一起研究影片的剪辑,帮助他将镜头的衔接更精简,结构上开篇和结尾更加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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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陆庆屹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喝酒,醉意迷离的陆庆屹推开KTV的门,百无聊赖地站在门口抽烟。


两个同学过来问他在想什么这么闷闷不乐,陆庆屹说,“想未来。”同学大笑,“我们还有什么未来,都这把年纪了。”


陆庆屹听到厚重的门那边虚虚实实的热闹声音,说,“你们没有,我有,我想当中国最好的导演。

 

也是在刘耀华的帮助下,陆庆屹有了自己在尤伦斯的第一次放映。


2017年12月29日,他在豆瓣上发广播,“还有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要开始了,有点小紧张。明天见。”


30日那天,尤伦斯的放映厅连走道上都坐满了人,陆庆屹的父母来到了现场——在接到儿子邀请之前,陆妈妈不敢相信地反复确认,“是在电影院看吗?”“是那种大银幕吗?”


那天放映结束后,陆妈妈上台对陆庆屹说,“祝你梦想成真!”陆爸爸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了,感谢我的儿子。”

 

First青年影展颁奖那晚,领完奖的陆庆屹在走廊里,隔着门听到现场颁奖的欢呼声和掌声,他想到了同学聚会的那个夜晚,在独山拍摄的春天时光,在北京足不出户埋头剪辑的那些日子,这些过往一页一页在他的脑海里翻过。


他是一个重承诺的人,拍摄的这几年,总有亲戚邻居跟他开玩笑说,拍了这么久也不肯给他们看,不像陆爸爸拍完后还会做成光盘送给他们。


这些年过去,陆庆屹实现了当初给父母、给亲戚邻居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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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参加《四个春天》活动现场。(@陈锦庄)



 # 3 

—  过着诗意生活,念着独山往事  —

 Four Seasons 


陆庆屹现在和哥哥陆庆松一起生活在北京。


他们在郊区租了一间大院和三间房,一年租金只要1万5千元人民币。陆庆屹一间,陆庆松一间,还有一间留给需要借住的朋友。

 

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诗意,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春夏时节满屋芬芳。院子中央摆了一张木桌,陆庆屹时常坐在这里和哥哥朋友一起喝茶喝酒聊天,桌上的瓦当被他当成烟灰缸,空酒瓶则放置在屋内当做干花的花瓶,墙角的啤酒瓶花盆中间有一盆蓝色水晶,那是当年他在矿地上做工时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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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活也格外平静。除了一些工作上的需要,陆庆屹基本上不出院子。饿了,陆庆松会简单地下一碗面,拌上贵州的辣酱,大家就吃得很开心。来朋友了,陆庆屹也会下厨,花上二十分钟专心地煮一只新鲜羊腿。


天气好的时候,陆庆屹会摆弄自己的相机,在院子里拍上几张树木飞鸟和天空,陆庆松则会坐在钢琴前弹上几曲。村子人格外地少,安静到有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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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子拍到的惊飞的燕子。(陆庆屹 摄)


哥哥陆庆松在《四个春天》里的故事并不多,陆庆屹也说他是一个存在感不高的人。


陆庆松身材瘦削,头发泛白,看起来温柔和善。他10岁那年被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以“天才学生”的身份招去——“运气好”,陆庆屹淡淡地说,“19岁在清华大学当老师教音乐,23岁辞职,离开清华大学。”

 

陆庆屹用寥寥几句话介绍完哥哥令人惊讶的人生经历,“他后来生活就非常平淡,天天练琴,为自己练琴,还爱玩游戏。”


陆庆屹很少和哥哥谈论自己拍的《四个春天》,他们常常聊音乐、聊美术、聊哲学、聊人性,聊到开心还会开上一瓶酒。“我哥哥14岁就会自己看黑格尔,马桶旁边那本笛卡尔是他的书。”

 

“我觉得我爸妈特别伟大,我哥从清华辞职的时候,爸妈也没有反对,觉得辞职就辞职吧,你高兴就行。孩子在清华当老师,在一个小县城里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我爸妈也没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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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哥哥相反,陆庆屹过去是一个混不吝的叛逆少年,打架、抽烟,甚至还进过派出所。


他15岁那年因为学校的一些冲突一气之下爬上火车离家出走,当时他还在外晃荡了一个多月后,他看了看日子,在沈阳工作的姐姐要结婚了,便又爬上了去沈阳的车,去找姐姐。

 

这一个多月里,陆庆屹的父母找遍了贵州的每一个县。找到最后,陆妈妈说,“算了,不找了,反正那家伙死不了。”陆爸陆妈无奈地坐在贵州火车站的水台旁,陆庆屹的表妹后来跟他形容当时的场景,“夕阳打下来,我看着他们两的背影,感觉到那种无奈。

 

后来,陆妈妈收到大姐的电报,夫妻两人赶去沈阳。陆妈将陆庆屹所有的东西用一股脑全打包用扁担挑去沈阳,“还有我那双霹雳舞鞋,我妈来了根本不看我一眼,她把所有东西都带给我,应该是知道我再也不会回独山了吧。”

 

姐姐的婚礼结束后,陆庆屹跟着哥哥去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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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眼中的北京城。(陆庆屹 摄)


哥哥在清华当老师,他就跟着在清华,踢球,学画画。他球踢得不错,成了清华球场上的明星,画也画的好。年少的他一脸桀骜,眼神里透着傲气和不屑。

 

刚到北京的日子,陆庆屹还保持了在独山的做派,逃课,打架,在北京城里闲逛,在圆明园的野湖边睡觉。哥哥拿他没办法,就给他定下两个规矩——不要犯罪,不要死。

 

但他浸泡在青春的迷茫里。有次因为和哥哥起了冲突,一气之下跑到北京站买了一张去泰安的火车票,想从泰山山顶跳下去,在进站前被哥哥找到。


有一年春节没钱买票回家,他一个人在北京过年。那年北京下了很大的雪,大年初一,他跑到清华的东操场踢球,一个人在雪地里穿着短裤踢了一下午,最后踢到发烧,然后心想,“我这人生也太可怜了!”

 

陆庆屹说起这些少年往事时,画面、语言、旧人的名字,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父母对他的宽容,哥哥姐姐带给他崭新的价值观,这种自由的家庭氛围和他与生俱来的天分和敏感让他对于生活的感受有着超出常人的理解。


回到独山看到少年时和自己打架的对头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了,陆庆屹心里一阵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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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自嘲说自己现在的脸像被车轮压过,皱纹一道一道,但他依然有着年少的傲气——


当初学画画时看到米罗的一副抽象画时,年轻的陆庆屹觉得自己永远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便放下了画笔;


当初踢球踢进了辽宁省队,因为一次受伤无法继续足球生涯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他涉足过很多领域,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人到中年,他来到电影这个世界,却还像那个18岁少年一样,看到的是《教父》这种经典,看到的是《我不是药神》这类有社会价值的商业片,对标的永远是最厉害的导演。


《四个春天》不是他的终点,而是他的一次尝试,一份送给父母的礼物,这条路,他才刚刚开始。

 

《四个春天》是陆庆屹父母当下的老年生活,里面的独山虽然有着远离城市喧嚣的清净感,但陆庆屹眼里,还是和从前大不一样。


他想在独山搭一个景,还原当年的那种感觉,然后拍自己在独山的少年时代——书包里装着刀、嘴里叼着烟,在独山的街道狂奔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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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