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我们与恶的距离》,以及一段需要好好追赶的创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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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戴桃疆


在大陆电视剧制作者想方设法给观众“减负”的时候,台湾电视剧开始尝试加重观众的负担。眼下大陆电视剧制作,流行的理念是努力迎合观众的收视习惯,电视剧内容轻松无负担、画面明亮空镜头多,色调轻松活泼,观众可以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看剧,落下几集也不耽误后续内容的衔接。


而眼下最热门的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不同。编剧吕莳媛称要把这部剧做成一部“观众没有时间刷手机”的电视剧,一般的台湾八点黄金档电视剧一集大概有三十场戏,这部剧单集场次在三十八到四十场左右,内容浓度提高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信息密度大,几乎没有空镜头,一个场景结束直接转下一个场景,一条线的人物故事展示完毕之后转下一个人物,留给观众喘息和消化情绪的时间并不充裕,需要观众在观剧之后拿出额外的时间复习整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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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重观众的信息负担,《我们与恶的距离》给观众的情绪负担更沉重。这部只有十集的电视剧涉及了许多严肃的社会议题和道德伦理命题。内容上多线叙事“起步走”式推进,展示内容涉及死刑存废之争、新闻伦理与媒体商业价值的冲突、精神病人社会安置等社会议题,也试图从人性层面讨论加害人家属与被害人家属的心灵修复与心理自愈、双方如何从对立面走向和解等问题。这些议题沉重而宏大,随便哪个命题都可以独立成为一部影视剧创作的核心议题,这些议题每个都被剪裁压缩嵌入一部电视剧作品中,丰富了电视剧内容的同时,也让这部电视剧充满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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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线叙事的中心观测“恶”


《我们与恶的距离》主线剧情是一桩发生在电影院里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围绕着这起事件牵出了关于废除死刑和媒体道德的讨论,凶手的辩护律师王赦(吴慷仁饰)积极争取媒体深入报道犯罪背后的社会故事,而电视台和独立媒体相关负责人恰好是无差别杀人事件中一名被害人的双亲。受案件影响,李晓明的家人隐姓埋名,妹妹改名“李大芝”(陈妤饰)进入电视台,在被害人母亲宋乔安(贾静雯饰)手下工作,处在对立阵营的设定成为人物关系的定时炸弹。副线故事则是精神病人及家属与社会之间的潜在冲突,李大芝房东应思悦(曾沛慈饰)的弟弟应思聪(林哲熹饰)精神状况不佳,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症(大陆称“精神分裂”)。“犯下无差别杀人的加害人一般就是两种,一类无法确知原因,另一类可能是因为精神疾病。我从这两个方向去构思,也是想知道这个社会是否想要了解这些角色。我们要救他们吗?”编剧吕莳媛的创作初衷无疑是在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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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叙事线索之间互相影响,不同叙事的展开的进度并不相同,但大体上都呈现出单线叙事人物彼此和解,交叉叙事上的人物在冲突碰撞中逐步走向和解的趋势。话题虽然沉重,电视剧选用色调偏冷,却在立意和主题上仍然突出了爱与亲情的温暖。编剧吕莳媛在接受杂志采访时曾表示,“起码要有爱啦!在那个情境,你要有爱,才有力量往前跨一步。”


“爱”的产生和消失都不可控制,这种不可控使得爱成为解决方式时,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不得不面对观众的质疑。选择用“爱”作为化解问题的手段,成为某些观众诟病电视剧立意“伪善”、角色塑造过于“圣母” 的理由。


电视剧放大“爱”的力量的确暴露出一些问题,即《我们与恶的距离》缺乏一个中心论点,它提出了太多的问题,诸多问题彼此交织、互相联动,以至于无法通过问题的深度挖掘厘清问题生成的原因,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不得不用“爱”这样的情感力量予以化解。如果有一个无爱的版本,那我们与恶的距离又如何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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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编剧诉求出发,《我们与恶的距离》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一部为观众提供解决途径、灌输观众某种理念的说教式电视剧。曾执笔编剧金马奖获奖作品《谁先爱上他的》、金钟奖获奖作品《出境事务所》的吕莳媛自我定位为“社教派编剧”,很少深度挖掘某一种情感,多通过讲述一组或几组人物的故事来展示某个社会问题,并不提供观点,只展示过程,意在启发观众思考。


《我们与恶的距离》所涉及到全部宏大命题都无法通过简单的制度改革、司法措施变更或是设置某种机构或行政许可来解决。以废除死刑的主张为例,用张娟芬在相关著作《杀戮的艰难》中的说法就是,“(废死)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边站的游戏。死刑议题牵涉到深层的价值选择、正义观、人性论,也牵动深刻的情绪。讨论死刑,需要比其他议题更大的思考空间,以及更长的酝酿时间。诚恳而开放的讨论态度,更不可少。”电视剧并不是学术著述,不提供答案,电视剧的社会意义在于为社会提供一个讨论契机,启发原本对此漠不关心或毫无意识的观众。在实现电视剧社会价值问题上,“社教派编剧”吕莳媛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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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恶》的荆棘路


讨论刑事制度、被害人与加害人事后创伤的作品此前不在少数,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日本推理作家之一东野圭吾作品《虚无的十字架》《信》《彷徨之刃》等都表现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故事,其中后两者数度被改变成影视作品,并获得不错的社会效果。2014年赵薇、黄渤、佟大为主演的电影《亲爱的》也表现了律师为“加害人”争取利益的情节。这些作品中大多选择聚焦一条或两条叙事线,聚焦某个社会问题(例如《亲爱的》聚焦拐卖儿童、《彷徨之刃》聚焦青少年犯罪惩罚不力),观点清晰明确。读者或观众更容易对这些故事中的人物达成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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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们与恶的距离》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荆棘路。除了放大爱的力量、鼓励人与人之间和解,电视剧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观点输出。它展示事件带给加害人家属、受害人家属以及案件相关人挥之不去的阴影,狂风暴雨从未从这些人的生活中退去。它以十分写实的方式展示媒体如何为了赢得最大的关注进行议题切入角度的选择。电视剧要求观众必须在观看之后通过所看到的素材自行得出结论,这也是电视剧争议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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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众对于电视剧所涉及问题是会预设答案的,例如不支持废死、认为犯罪仍然是一种排斥客观要素的主观选择、认为媒体不再是第四极权力但仍然可以“杀人”等等,争议性为电视剧在社会层面上引发讨论提供了可能,由此也达成了创作诉求。


这个诉求的实现需要电视剧制作各个环节通力协作,每一个环节做得稍有差池就无法实现最终结果。编剧吕莳媛在写作剧本的前期与台湾地区的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做了长达五个月的大数据调研,又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采访四十多位包括加害人家属、被害人家属、人权律师、法官等在内的相关人士,并了旁听死刑审判,了解司法流程。调研结果最后以故事的潜台词形式呈现,比如电视剧侧重表现新闻产制过程中的角力,就是因为受访对象大多对媒体有意见,进而刻意安排受害者家属和加害人家属出现在这个领域里,并激烈碰撞。而制作方和表演者对角色、剧情的深入理解则让纸面上的故事活了起来,当台湾电视剧进入低成本时代,内容上的深度开始取代硬件和外包装,成为最耀眼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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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的国产电视剧最后看的不是它攫取了多少网络流量,收视率是否冲上新高,看的是它能否成为为更有深度的社会讨论提供素材,刚刚完结的《都挺好》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海峡两岸电视剧创作环境和创作主导思路迥异,但在投放市场之后需要面对的情境是相同的,想要唤起社会讨论意识就要创作者和平台承担一定的风险。


不是越容易的题材越没有风险,近几年的大陆影视市场的经验表明,越是容易的、同质化的东西风险越高,相比之下,做有难度的、有辨识度的作品,不要惧怕争议和噪声,最后更容易成为热门。观众可以反感《我们与恶的距离》传递出的信息,但不能否认台湾地区电视剧人真的有在踏踏实实做剧,让表达更自由、更勇敢。